德国结束赔偿纳粹强制劳工

　　周安平

　　本以为今年的八国峰会结束之后，主席国德国会淡出人们的视野，毕竟现在世界上需要关注的事情太多了。孰知在峰会结束不久，另一桩超越半个多世纪时空的事件，又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到德国。

　　6月12日，德国“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在柏林总统府举行仪式，宣布历时七年的对二战纳粹强制劳工的赔偿工作正式结束。基金会共向98个国家的166.5万名前纳粹强制劳工或他们的合法继承人支付了43.7亿欧元的赔偿金。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称，12日是德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好日子”；“通过这些象征性赔款，受害者所经受的苦难在被遗忘数十年后，已经得到公开承认。这是在通向和平与和解之路上迫切需要的一项行动”。默克尔总理也非常高兴：“赔偿基金会在七年后成功地完成了对这些劳工的赔偿工作让我们如释重负，尽管金钱永远无法弥补这些劳工所遭受的痛苦。”

　　1000多万劳工在

　　非人条件下工作

　　简单回忆一下历史，人们便能理解克勒总统所说的“象征性赔款”并非是客套话，这些赔偿的确是远远无法弥补这些劳工所遭受的痛苦的。

　　1939年9月1日，纳粹首先出兵波兰，一个月之后华沙沦陷。之后，纳粹的铁骑踏遍了西欧，连西方列强之一的法国也只支撑了一个多月。1941年6月22日，纳粹突袭苏联，战争规模骤然扩大。中东欧的许多国家也成为纳粹的沦陷区。纳粹虽然在战争初期所向披靡，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战争的深入，纳粹所有的国家资源都被投入战争，几乎全部成年男性都上了战场。仅斯大林格勒一战，就有33万德军被俘。支持战争机器的工业、农业等各个领域都面临劳动力匮乏的紧张局面，甚至连教堂、

　　为了弥补劳动力的短缺，纳粹国家机器不断从被占领地区强征劳动力到德国企业中做工。这些被迫做工的人中有战俘、集中营囚徒，而更多的是平民。据粗略估计，劳工数量在1000万至1400万之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妇女，还有15万儿童。到1944年，他们已占当时德国企业劳动力的30%。他们在非人的条件下从事各种工作，每天工作甚至多达16个小时。劳工死亡率高得惊人，在首都柏林，每11分钟就有一名劳工死亡。德国的企业依靠这些劳工有了大发展，1945年战争结束时，德国工业的资产比1939年战争开始时增长了17倍。尽管战后有“舒曼计划”的扶植、有雄厚的工业实力和高素质人才的保证，但如果没有这些劳工的铺垫，可以断言：战后震惊世界的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发生的。

　　西门子、宝马、戴姆勒—奔驰、巴斯夫的前身法本颜料公司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德国大公司当时都使用了这样的劳工。以著名的梅塞德斯—奔驰公司为例，这家公司当时乃至现在都是德国最大、最重要的军火生产厂家之一。二战期间，戴姆勒—奔驰公司和国防军合作在被占领和吞并的地区建立了许多重要的军工厂。这些军工厂使用了大量的集中营囚犯和男女劳工，他们主要来自奥斯维辛、达豪、拉文斯布吕克、马伊达内克和萨克森豪森等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戴姆勒—奔驰公司的代表通常都是亲自到集中营挑选劳工。在位于根斯哈根的戴姆勒—奔驰飞机

　　艰难的索赔历程

　　战后，前纳粹劳工陆陆续续向这些曾使用过他们的企业提出索赔。但除了少数企业外，大多数企业并不情愿赔偿。面临同样问题的日本政府和企业迄今都一直拒绝给包括中国劳工在内的劳工进行赔偿，理由是“诉讼时效已过”。德国企业的理由是什么呢？

　　1948年，在审讯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国际法庭上，纳粹强征苦工的行为被判为“反人类罪”，被包括在战后德国的赔偿问题之中。但是，盟国制定的《伦敦债务协定》把对前纳粹劳工的赔偿列入了战争赔款范围。战争赔款有两个前提，一是双方订立标明战争结束的和约；二是国家对国家，不对个人。因此，德国企业界以“纳粹德国政府强迫这些企业使用劳工，所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纳粹国家的继承者才是索赔对象”为借口拒绝进行赔偿。

　　纽伦堡审判后，德国很快分裂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两个国家，冷战的铁幕拉开，纳粹劳工的赔偿问题无限期延宕下来。冷战期间，德国的企业陆陆续续对一些纳粹劳工进行了赔偿，德国的经济界在1988年之前曾“自愿”出资8000万马克，通过“犹太人对德国物质索赔会议”和其他类似组织向纳粹劳工支付过赔偿。但属于东方阵营的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等国家和地区的纳粹劳工却因为冷战的铁幕而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尽管他们才是需要赔偿的主体。

　　随着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华沙、基辅、明斯克和莫斯科等地都建立了赔偿纳粹劳工的基金会。1998年德国和捷克建立的“未来基金会”的部分款项也专门保留给了纳粹劳工。

　　纳粹劳工幸存者们对这些多基于双边或“自愿”原则的部分解决办法并不满意，一直要求从根本上解决赔偿问题。但当时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企业界，态度都很强硬，时任联邦总理的科尔甚至放出狠话：“如果你认为我会把国库大门再打开一次，那么我的回答是‘不可能’。”

　　一起案例推动了赔偿

　　问题的解决

　　20世纪90年代后期，另外一起案例大大推动了纳粹劳工幸存者的赔偿问题的解决。

　　当时，纳粹犹太人受害者的代表通过向美国法院指控瑞士银行在二战中的“无主账户”问题，成功地获得瑞士银行12.5亿美元的赔偿。美国法院的判决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纳粹劳工幸存者大受启发，遂派代表于1998年3月向美国法院提出集体指控，要求当时雇佣劳工的德国企业给予赔偿，受到指控的德国企业包括奔驰、宝马、西门子、大众汽车公司等，美国律师总共积累了近60件二战期间强制劳工战后向德国企业要求赔偿的案件。美国政府以进行经济制裁警告的方式向德国施加压力。

　　德国联邦政府和这些受指控的公司意识到，如果听任美国法院审理，不仅赔偿数额可能达到天文数字，而且德国企业在美国市场上的经营活动也可能受到干扰，甚至面临着被制裁、抵制的命运，德国的整体形象也将大打折扣。德国政府经与各方权衡利弊后决定，无论受害者的起诉对象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还是各个企业，德国将全面对战时劳工实行补偿。德国政府和6300家企业共同设立“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双方各出资25.8亿欧元，专门向纳粹劳工提供赔偿。德国天主教会也于2000年设立专项赔偿基金，向二战期间被纳粹当局强行征入教会机构的劳工提供赔偿。

　　在与纳粹劳工的代表协商的同时，德国政府也与美国政府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终得到了美方的保证：基金会提供赔偿后，德国企业界将免遭进一步法律索赔；美国法院以后也不再受理类似的劳工幸存者的索赔诉讼。

　　德国国会通过《基金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对纳粹劳工的经济补偿。该法律对哪些人有资格申请纳粹劳工赔偿，以及各个赔偿项目的资金数额都做了明确规定。根据该法律，曾受到纳粹奴役的劳工可获赔7600欧元，被迫劳动的工人可获赔2500欧元，被强迫的农业劳工每人可获赔1000欧元。

　　基金会董事会的27名成员中，除14名来自德国政府外，其余13名分别是以色列、乌克兰、波兰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基金会另有七个合作伙伴，包括国际移民组织、犹太赔偿委员会组织等，负责对劳工的索赔申请进行受理，决定个案的具体赔付。

　　尘埃基本落定。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德国联邦政府和企业界终于非常明智地选择了道德和正义，他们以最小的付出掀过了德国历史上黑暗的一章，同时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与日本仍在死硬地与深受其害的邻国就历史问题掰扯相比，德国人已轻松地把沉甸甸的包袱扔给了历史。正如“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会宗旨所言：“只有清楚地认识历史，我们才能以博爱和人文精神与各国共同建设未来。”

　　真诚、能够有所担当并得到世界尊重的国家和民族才能成为世界的主导和领袖。就这点而言，德意志民族可当之无愧。